江苏某光伏企业违法占地案被挂牌督办
（一）关于几个概念的分析 对于指导实践推理活动的实践理性（实践推理的内在视角）的认识和实践，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实践推理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集中表现在对概念的不同界定上。
法律推理是一种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以权利本位作为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法学家有着共同的理论风格或学风。
"阶级性"成为法学的核心范畴，"阶级性"几乎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超稳定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法律推理，是"法授权才自由"，还是"法不禁止即自由"？权利本位范式吁请法律机关做出自由推定，或者像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宣告的那样去推理，"法律只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第三，义务应是为适应权利的需要而被设定出来的。此后，权利和义务研究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和法学创新的理论切口。"这个后来以维辛斯基命名的定义构成了苏联法学关于法的本体论的核心观点，整个苏联法学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定义之上。
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表现为一个视窗，即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参照系。权利观念包含着对国家权力实施制约，制约的根据在于权力自身的本性。如果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往往将缺乏行使其他基本权利所需要的经济条件。
详情参见谢立斌：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38-39页。相反，对于无辜的受侵害方，即便其行为构成防卫过当，其责任也小于主动侵犯别人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最后，立法者对于符合必要性原则的措施，还应当继续审查其是否符合狭义比例原则，即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程度与所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之间，是否对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对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8] 孙旭培：新闻法：最需要的法律，最困难的立法，载《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9期，第9页。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不得为了成全基本权利，而完全牺牲公共利益。
[16]马岭认为，公共利益与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是不同的。三是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首先，《宪法》第二章中，除了在一些基本权利条文中规定社会秩序、国家教育制度(《宪法》第36条第3款)，国家安全、追查刑事犯罪(《宪法》第40条)等具体的公共利益以外，还在基本义务条款中，规定了一系列公共利益，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宪法》第52条)，国家秘密、公共财产、劳动纪律、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宪法》第53条)，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宪法》第54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宪法》第55条)，依法纳税(《宪法》第56条)。相关报道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0月25日第4版。
[19] 胡锦光、王锴：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1期，第23页。(三)小结 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都对立法者有约束效力。只有在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况下，有关行为才构成寻衅滋事行为。相对而言，可能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而且可能构成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理由的，是宪法第89条[23]和第107条[24]对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规定。
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扩大解释为《宪法》第13条第3款所规定的公共利益。那么，立法者是否可以自由界定何为公共利益，并以此限制基本权利呢?我们注意到，一些基本权利条文本身就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然而，与理论不同，在法律没有明确限制基本权利的情况下，公权力机关往往并不因为法律依据缺位而不去干预公民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国家对受害方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得逾越加害方基本权利对公权力所设定的限制。
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基本权利，相对于其他基本权利，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9] 李样举、韩大元：论宪法之下国家立法具体化功能的实现，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99页。其次，立法者应当审查判断能够维护公共利益的所有措施中哪一项措施符合必要性原则，即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最小。如果没有婚姻立法，则公民虽然可以选择在事实上共同生活，但是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此同时，国家又不得侵犯加害方的基本权利。[11]值得肯定的是，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赔偿范围，对赔偿程序进行了修改，使其更为便捷，方便公民请求国家赔偿，从而使得《国家赔偿法》基本上符合了宪法对立法者设定的宪法委托。
在纵向上，这两个条文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之间分配行政权限。其次，法律可以把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规定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此外，言论自由，通常是公民主张其他权利的重要途径，这种意义上，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公民被错杀或者被刑讯逼供致死，也只赔偿20年平均工资。
[19]上官丕亮认为，公共利益应当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但是，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等同。基本权利条款构成立法委托，对立法者设定相应的作为义务。
《刑法》第293条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就是一个典型立法例。其中，宪法直接规定的公共利益(如《宪法》第36条规定的社会秩序、第40条规定的国家安全、追查刑事犯罪)，相对具体明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宪法》第13条第3款中规定的公共利益，以及第51条规定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但是，对于一些基本权利，立法者所提供的保障，仍然有待改善。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第三章中关于国家机构的条款，尤其是权限条款中的有关规定，并不构成宪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
[21]二是有关基本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的一些具体的公共利益。[22]就基本权利条款中直接规定的限制而言，这些规定都是非常严格的。
这方面，北京市限行措施的调整，就体现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在民事审判中，法院对于民事权利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不应背离宪法基本权利的立法目的，从而实现对基本权利的保护。
不过，如下所述，不同种类的基本权利，对立法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立法者根据这一原则作出判断后，就可以在符合合目的性原则的所有措施中，挑选出对公民限制最小的措施。
【注释】 [1] 范进学：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第57-58页。例如，就出版自由而言，对于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淫秽读物，可以界定为非法出版物，不纳入出版自由保护范围。理论上，对个人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公权力则应当遵守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17] 马岭：利益不是权利——从我国《宪法》第51条说起，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第83页。
公民蒙冤入狱，每天丧失24小时自由，但只得到按照八小时工作制计算的赔偿数额。以婚姻自由为例，结婚作为法律行为，就是个人通过与他人缔结婚姻的方式，为自己创设婚姻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
一方面，相关立法不得侵犯其他公民的宪法权利。[9]许多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需要为由，允许、鼓励，甚至推动房地产开发，以便获得土地出让金，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基本权利被侵犯，公民不能够寻求救济，则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荡然无存。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原则上并没有明确的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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